阿里王坚当选院士 终于有民营企业的人步入中国学术界顶级殿堂

终于有民营企业的人，步入中国学术界的顶级殿堂——院士!

11月22日上午，2019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正式公布，来自阿里巴巴的王坚当选工程管理学部院士，他也被认为是民企院士第一人。

王坚是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，阿里云创始人，曾带领团队研发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操作系统“飞天”，为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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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分析认为，这是院士评选机制改革的一小步，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的一大步，是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巨大价值认可。

这意味着，民营企业开始登入学术界的庙堂，为国家重大科研贡献力量，这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是极为不寻常的一个信号，中国人的创造力将获得再一次空前的释放。

长期以来，中国民营企业与顶级科研几乎没有交集，也不受主流学术界的认可。我国70%的科研人员都集中在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，另外30%中的绝大部分也来自体制内的国企。中国工程院不乏有企业界人士，但此前全部来自国企。

而在美国正好相反，70%左右的科技人员都在企业，众多跨时代的科研成果都来自于民间企业。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就隶属于一家企业(朗讯科技)。100多年来，这个实验室成为晶体管、激光器、太阳能电池、发光二极管等人类重大发明的诞生地，还培养了7位诺贝尔奖得主。

国人可能难以想像，像晶体管、二极管、C语言这些对人类进步有着重要贡献的发明创造，居然来自一家商业公司。而在美国，像贝尔实验室这样的例子还要很多，IBM、微软、谷歌等科技巨头，不仅仅商业公司，同时还是巨型科研机构，谷歌去年用于研发的费用折合成人民币超过1000亿元。

在中国，近年来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，像华为、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百度等民营企业，也逐渐成为巨型科研机构，例如华为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，超过中国前30名大学的总和。

阿里巴巴是中国互联网行业最大的科研主体，在云计算方面成果显著，构建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操作系统“飞天”，让中国企业减轻对IBM、Oracle等美国技术企业的依赖度，从而降低国际贸易摩擦方面的风险。

如今，“飞天”如今会成为中国最大的云计算平台，为中国互联网提供最重要的基础设施，成为算力爆炸时代衡量中国科技实力的指标。中国电子学会设立科技进步奖15年，首次颁发特等奖，就给了“飞天”。

以“飞天”为基础，阿里云成为中国第一大、全球第三大云计算平台(仅次于亚马逊AWS、微软Azure)。

云计算是当今全球最受瞩目的新技术领域之一，例如亚马逊这家曾经常年亏损的电商公司，就凭借云业务的得力，市值一举超越互联网常青树谷歌。微软这个曾经老气横秋的软件公司，甚至凭借云计算咸鱼翻身，超越了“独孤求败”的苹果，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。

在国内市场，云计算这块蛋糕同样被激烈争抢。阿里、腾讯、华为、京东等科技巨头纷纷斥重金投入云计算，目前国内云计算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1000亿元，其中阿里云的份额最大，2018年的营收达到213.6亿元。

可以说，在云计算这个新兴领域，中国企业具备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平，这为中国经济创造了新的增长点点，也为中国对发达国家“弯道超车”提供了有力的筹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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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云计算，阿里在基础科研领域同样有着巨大投入。2017年，阿里成立了一个主攻基础科研的机构——“达摩院”，并承诺在三年内投入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，用于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研究，例如量子计算、机器学习、下一代UI、自然语言处理、智联网、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。

“达摩院”成立至今刚满两岁，已经有相当出色的产出成果，2018年成立半导体公司“平头哥“，2019年发布全球推理性能最强的AI芯片“含光“。另外，“达摩院”的量子实验室完成了第一颗可控的量子比特研发。

今天的阿里，早已不仅仅是一家以利润为导向的互联网公司，同时还是一个致力于攻克重大技术难题的科研机构。

阿里是如何做到的?马云曾经说过，最让他感到骄傲的不是阿里的商业模式，而是强大的人才梯队。

今天的阿里良将如潮，牛人不胜枚举，王坚只是最闪亮的那个冰山一角。这家公司10万多名员工，超过6万人是科学家和工程师，研发人才占比国内第一。这其中，IEEE FELLOW(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)有10多位、国际知名高校教授有30多位。

例如，阿里巴巴量子实验室科学家马里奥·塞格德(Mario Szegedy)是匈牙利科学院外籍院士;本地生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田为ACM 和IEEE双料 Fellow;达摩院机器智能实验室负责人金榕为曾任密歇根州立大学终身教授;亚马逊最高级别华人科学家任小枫现任高德地图首席科学家。

众所周知，基础科研是一项短期内看不到任何回报的投入，纯粹就是个烧钱游戏，一般只有政府资助的大学与科研机构才会去干，作为一个纯粹市场化的企业，阿里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?1000个亿，可以收购无数家科技公司作为赚钱机器，阿里为什么要干这样一件短期内完全看不到回报的事情?

马云的心境，任正非可能懂。任正非曾说过，华为“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，处在无人领航、无既定规则，无人跟随的困境”，“已感到前途茫茫，找不到方向”。

与华为一样，阿里巴巴在自己的领域业已进入“无人区”，雅虎、亚马逊这些曾经的领航者再也不能为阿里指引方向，世界前沿的技术和理念早已挖掘殆尽，阿里的前方也是一片黑漆漆的汪洋大海，大部分技术创新都要靠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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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马云和任正非的烦恼并不是孤例。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，一个被称之为“技术停滞”的声音，就像幽灵般高频出没在全球科技界。

说到技术停滞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，说最近几十年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，IT技术日新月异，摩尔定律成为全民共识，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生物科技如火如荼，你敢说技术停滞?

过去200年的科技飞跃，让人类逐渐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：技术的进步会永不停滞。但很多人根本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：技术大爆炸只是对过去200年历史的一个总结，如果回顾看看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，就会发现，科技停滞的时间远远超过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岁月。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，公元1500年的世界和公元前500前年的世界差别不大。

换句话说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，科技停滞是常态，科技大爆发是非常态。

几年前，一篇题为《技术大停滞》(作者资水东流)的热门文章甚至认为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大部分领域的基础科学就没有实质性进展了，人类出现技术大停滞的迹象。

例如，上个世纪70年代，从伦敦到纽约的飞行时间是8个小时，现在仍然是8个小时。

在火箭技术领域，美国人制造的阿波罗登月飞船早在1969年就造访了月球，但直到今天，人类可以到达的最远距离仍然只是月球，没有任何进步。

第一颗原子弹早在1945年就研制成功，开启了人类对核能的厚望，但直到今天，人类对核能的利用仍然停留在极为浅层的阶段。

从1995年到2015年，手机的任何一个零件都在进步，但电池技术却一直停滞不前。

人工智能领域，大约20年前，机器(IBM的深蓝)已经在国际象棋比赛中打败了棋王，到今天，唯一的进步是机器(谷歌阿尔法狗)打败了围棋的棋王。但其实，阿尔法狗与深蓝在本质上没有区别，都是对计算机算力的一种运用。

最近几十年，唯一有显著进步的技术领域可能只有IT，但这个“进步”只能称之为量变(技术改进)，而非质变(技术革命)。比如手机，从黑白屏到蓝屏、到彩屏、到触摸屏，电脑从单核到双核、从640k内存到4G内存，计算机的功能的确越来越强大，但其本质仍然没有变化，今天所有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和50年前没有任何差别，他们都是图灵机，区别只是ihoneX与iphone4的区别。

技术停滞的背后，其实是基础科研的没落。飞机、火箭的停滞，归根结底是因为理论物理的停滞，电池技术的停滞，是因为能源基础科研的停滞，人工智能没有实质性突破，是因为计算机的工作原理仍然是冯诺伊曼原理，多年来没有根本性突破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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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坚当选院士，是一个中国经济极为不寻常的信号，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顶级科学家受到鼓舞和感召，勇敢地走出象牙塔，加入阿里这样的商业公司，换一种方式，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。

美国靠什么成为全球第一科技强国?企业的力量居功奇伟，位于硅谷的科技公司们，是美国崛起为科技强国的核心助推器。

比起美国，中国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，我们在科研上可以两条腿走路，一条是举国体制，另一条是市场创新。

曾经，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架构，是中国以国家意志在举国体制下开创的一套科技创新体系，这一架构一直是中国科研的法宝和骄傲。火箭、航天飞船、核电等方面的技术进展，得益于“举国体制”的推动。

而王坚当选院士，代表着中国对另一种市场化的科技创新模式的高度肯定：以企业为主体，来实践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化。“飞天”系统的研发、“含光”芯片的推出，就是民营企业来主导重大科研项目的典型案例。

值得一说的是，企业主导科技创新的优势，已经在深圳、杭州这两个城市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深圳创新有四个“90%”现象：90%以上研发机构在企业，90%以上研发人员在企业，90%以上研发资金源于企业，90%以上专利发明出自企业。2017年，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已达2.04万件，以一城之力超过德国(1.89万件)和韩国(1.57万件)。

而在杭州，由阿里云研发的“城市大脑”，也是一个企业主导科技创新并参与城市管理的典型案例。三年前，“城市大脑”在云栖大会上正式发布，从萧山区市心路的一条街道开始，现在城市大脑已经开始辅助管理整个杭州。

今天的杭州，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个数得清实时车辆的城市，早晚高峰路面车辆约30万，平峰时段20万-25万辆。这非常重要，在此之前，所有城市只知道机动车的保有量，但并不知道路上到底跑了多少辆车。

有了这个数据，杭州马上修改限行政策，外地车能用手机申请进入限行区，每年可使用12次。这让“城市大脑”的名声大噪，并走出杭州复制到了国内外多个城市。目前已有杭州、苏州、西安、澳门、吉隆坡等多个城市引进了“城市大脑”。

当前，全球贸易摩擦频繁，拥有自主创新能力、在核心技术上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，越来越重要。在这个关键时期，国家主动打开主流学术界的大门，让民营企业登堂入室，既是对民营企业在科技研发上的巨大认可，也是中国在科技强国战略上的一次重要探索。

举国体制的优势是不看短期回报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。民企科研，胜在嗅觉灵敏、成果转化能力强，是对国家整体创新体系的有力补充。

这两条腿如果齐头并进，中国人的创造力将获得再一次空前的释放。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就在这里，我们还有太多的潜能仍在等待挖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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